然而，本刊记者调研中同时发现，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新一轮改革阻力重重，集中表现出四大阻力。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为本刊记者分析，许多国家的改革机遇都因被极端社会思潮左右而丢失，中国现在主要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四种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改革建设的历史;新自由主义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狭隘民族主义以爱国的名义，煽动民族仇恨;民粹主义以代表底层民众自居，仇官仇富。”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陆子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为本刊记者分析说，“这些思潮都企图裹挟民意，影响决策。如不加以有效引导和应对，对改革大局非常不利。”
“伪改革”阻力，即一些政府部门借改革之名进行部门私利整合，或因消极执行改革政策导致一些领域的改革改而无效、改而效微高副。
“一些‘伪改革’表现在改革的不彻底性。”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不少人士认为，大部门制改革到了地方政府这一层面，不少部门只是简单合并，领导职位不减反增，人员都没减少。
一些“伪改革”以加强监管之名，审批不减反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破碎机，一些部门在审查规模、价格等多个环节强化了审批权，中间多了不少“收钱”环节。
“伪改革”还表现在政府减少审批，行业协会增加审批。某太阳能企业董事长告诉本刊记者，“审批在工信部确实减少了，但在行业协会却增加了。例如，中国节能协会审批一个节能产品认证就要三四万元，而且每年都收，企业负担很重。”
“不改革”阻力，即与政府权力关系密切的既得利益群体，担心改革触动现有利益格局，不愿改革也不敢改革。
一些学者向本刊记者反映，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改革，因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有自由进出的“旋转门”，有权力寻租的市场，有高收入的保障。比如，某部委一位正局级领导退休后到一家企业当法律顾问，年薪100多万元;某部门一位处长辞职后到金融机构担任高管不平衡，年薪从六七万元变成了近千万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说，收入分配改革久久难以推进，主要是既得利益群体反对。
“怕改革”阻力，即一些领导干部担心改革风险大、难度大，因自身能力不足，怕失权、失稳，宁可消极观望初始角蛤载荷，维持现状。
采访中，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宣炳隆谈及改革创新体会时说，最怕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怕领导不表态、不同意。
四川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党委、政府一度在群众中失去公信力。从2010年开始，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张映上探索乡财改革，在网上公开包括每一笔接待费在内的乡级所有财务，网民热议为“中国第一个乡政府”，认为是防止公款吃喝和基层腐败的有益探索。
本刊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虽然乡办公楼因拖欠30多万元工程款而缺窗少门，但一楼贴满公示项目的信息板十分抢眼。一年多来，因政务公开透明，这里的干群关系得到改善。然而，有的“怕改革”者却视其为另类，不予支持。
新华网“如何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大型网络问卷调查显示，高达89.02%的受访者认为，深化改革对于抓住战略机遇期“至关重要”和“比较重要”。显然，改革成败取决于执政党深化改革的步伐与方向，决定国家发展机遇的有与无。
坚持改革，事关发展机遇。采访中，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和郑州市委常委、巩义市委书记舒庆认为，抓改革也是抓机遇，未来10年能不能抓住战略机遇期，就看改革彻不彻底、坚不坚决。如果不能像小平同志当年那样有勇气，机遇期不仅没有，还有可能被逆转。
坚持改革，事关民心向背有益阻力。宁夏回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齐同生说，深化改革就是执政党得民心的头等大事。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说，执政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权力应该向人民感恩，人民分享到了改革成果，自然会向党和政府感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坚持改革，事关执政安全。中国肩负任务的艰巨性、繁重性、复杂性世所罕见。调研中一些受访者为本刊记者分析，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修修补补，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当前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消极应对，将问题击鼓传花外形图，固然可能稳定一时，但“危机”就可能跑在“改革”前面，矛盾更多、危险更大，可能丧失发展机遇，甚至落入“转型期陷阱”，严重影响我党执政安全。
中国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执行院长汤书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李小建认为，改革一定要动真碰硬锻造模。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执政党才能引领并攻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难关，才能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可调连杆机构，有效化解执政风险。（唐卫彬 陈晓虎 周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