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总结，科学揭示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价值追求所向。为了帮助读者深入学习领会这五个突出特性，本刊特约五位同志撰写学习体会文章。
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全面概括。其中，“连续性”居于首位。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只有全面认识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这一突出特性，才能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具有鲜明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始终没有中断、连续发展五千多年的文明。中华民族一体多元，各兄弟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有纷争更有交融，共同缔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正是文化认同和传承。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说：“自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却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感叹，“罗马帝国灭亡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有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中国人就拥有了根和魂，中华民族就绝不会消亡，即便是遭遇劫难，也能够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政治文明发蒙于上古时代，尧、舜、禹禅让传说，成为历代政治统治者的榜样和百姓口中的故事。夏、商、周时期城邦初现，甲骨刻字占卜，青铜铭文记事。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生产力发展到铁器时代，五霸纷争，七雄并起，诸子百家粉墨登场。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出现结束纷争乱局，奠定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权割据的混乱年代，但道统、文脉未断，即使有其他民族暂时掌握政权，也终归汉化，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中华文明的魅力彰显。以公元589年隋统一中国为标志，后继的唐、宋王朝让中国人引以自豪，文学书法绘画及其他艺术水平达到历史高峰，政治体制日臻完善。元、清两代分别是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均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统治者在中华文明体系下治理国家。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为中国史学的连续性提供了丰厚的内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三段进程：公元前3800年—公元前3300年为文明萌芽阶段，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500年为文明起源阶段，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为文明形成阶段。甲骨的占卜刻字，青铜器的铭刻记事，让我们了解商周的政权更迭。古文《尚书》记录了尧、舜、禹的言行，只言片语却显微言大义。孔子编撰鲁国史书《春秋》，令君子惕厉，乱臣恐惧。中国的历史记录连续不断，一个朝代灭亡之后，新朝即为前朝修史。中国有“正史”之名的二十五部纪传体史书，系统记录了自五帝以来数千年的中国史。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国家组织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有清史编撰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创造文字是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中国的汉字从原始社会的陶器刻画，到商周甲骨文、青铜铭文，到战国时籀书大篆，再到秦汉小篆、隶书，文字不断演进。汉末、两晋时期，是汉字发展的巅峰期，章草、行书、楷书的出现，让汉字书写由难到易。同时，美观的书写使书法艺术蔚为大观，涌现出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艺术家群体。唐、宋时期，中国书法进一步走向成熟，以“唐四家”为代表的书法呈现劲健雄浑的特征，以“宋四家”为领军人物的宋代书法，形成了追求新意、精巧灵动的风格。明清以降，汉字的形音义成为文字重要特征，围绕汉字产生了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小学成为中国古典学术的重要内容。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产生的标志性成果。汉字的发展过程清晰连贯，中华文化经典通过汉字的传播，滋养中华文明延绵发展，充满生机活力。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理解中国，是为了发展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文化的选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续写中华文明壮美华章，更需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自战争起，国家积贫积弱，民族危机加剧，人们既往的文明优越感遭到挫伤。但即便在文明蒙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之时，基于昔日辉煌所积淀的自信并未消失，而是历久弥坚，越挫越勇。振兴中华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汇聚成一股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在漫长峥嵘岁月中，党团结带领人民接力探索接续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贡献。如果说近代中国发展滞后，以致有人有点不自信，那么，现在我们已大踏步赶上时代，从积弱积贫、一穷二白到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上曾经之辉煌与今日之辉煌交相辉映，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自信，绝无可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宝。”党和国家的长期实践充分证明，道路是党的生命，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时代新鲜血液、蓬勃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经植根于中华大地，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福祉。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坚定了我们赓续中华文明、坚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坚定文化自信，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深厚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必须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为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前进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作者：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文明进步的动力。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创新性作为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之一，既深刻昭示着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途径，也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在继承创新中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源远流长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铸就了创新性的突出特质。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孕育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传承不息的思想学说，创造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泽被后世的科技文明，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等气势恢弘的伟大工程，等等，这些文明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不懈追求，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的生动呈现。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源自于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文明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等全部成果的总和，标识着人类的进步状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华民族素来崇尚创新创造、主张革故鼎新。古代先贤们早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崇尚革新、创新、立新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华文明正是凭借中华民族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在历史发展中迸发出巨大的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中华文明一方面敢于除旧布新，能够主动打破制约文明发展的桎梏和束缚，适时革除自身那些完全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实现文明的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另一方面善于返本开新，在坚守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文化根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条件进行创新创造，实现文明发展的守正创新和与时偕行。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化多样性是文明创新的重要动力。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多样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一是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历史等因素孕育了不同特质的地域文化，例如历史上形成的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各具特色、影响深远。二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我国是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有着自身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例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蒙古族的那达慕等等，千姿百态、异彩纷呈。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在中华大地共同存在，是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和突出优势。一方面，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为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供给丰富养料。不同的民族和地域为中华文明的孕育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元素，不仅形塑着中华文明多元而丰富的面貌，还维护着中华文明鲜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为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不同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激发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才能创造出引领时代的文明成果。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始终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吸收有益文明成果，形成了创新开放的文化体系。一方面，中华文明善于主动同世界其他文明开展交流，取长补短，既保持自身民族特色，又融合新的文化内容。汉代大规模对外派遣使节，丝绸之路的开辟，明代郑和下西洋，等等，都是古代中国对外文明交流的典范。这些自觉主动的交流活动不仅将中华文化传向四方，也将域外文化带进中国，为中华文明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在受到外来文明冲击时，能够成功应对外来的挑战。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与碰撞，中华文明有着“融同化异”的坚韧特性。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并影响越来越大，冲击着我国农业经济生产秩序、封建正统观念。藉此，中华文明在吸收佛教的过程中对其进行选择、改造，将有益于中国的教义发扬光大，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始终秉持“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理念，在与外部世界接触中，先后融摄中亚游牧文明、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焕发于中国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百年历史伟业。中国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忠实弘扬者和传承者。在近代文明蒙尘、民族蒙辱、人民蒙难的历史境遇下，中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成功开启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百年余来，中国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文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当代体现。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立足我国独特的基本国情、文化传统基础上的自主创造，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当代形象。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进一步打破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路径依赖，从根本上破除了西方文明中心论，增强了中国人民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自信，同时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延续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探索现代化文明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巨大的、持续的创新力。
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正是这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习的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对中华文明本质的深刻洞察。
中华文明的地理基础。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各地区之间有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在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地理条件局部的独立性，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地理条件有其突出的统一性，它是维系国家统一的自然基础。地理条件的独特性，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影响很大。
植根于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大一统价值观。公元前221年，秦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推行郡县制，奠定了维持中国统一的文化与制度基础。自秦以后，历史虽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在长期的政治实践基础上，中华民族也拥有足够的智慧去化解统一进程中面临的各种困顿。既能用中适时，随时以行，在努力追求天下一统的过程中，客观看待其艰巨性与曲折性；又能守经用权，和而不同，看到统一的必然性，也能充分认识到统一的差异性。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不断发展、扩大与成熟，一方面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另一方面也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价值理念。“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由此衍生出的“兼容并包”的气魄格局、“亲仁善邻”的价值传统、“协和万邦”的和合理念等，鲜明体现中华文明的气质、气度、气派。
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必然要求政治上的一体化，统一性就是这种文明格局的内在属性与必然要求。所以，中国国家进程的多元化造就了成熟的统一的国家模式。自先秦以来形成并在秦汉以后得到加强的关于中国统一王朝的观念，有效地在许多重要历史时期抵消了多元化的疆域政治格局所带来的影响。
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内在需求。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建立和形成，一方面体现为民族之间有矛盾和斗争,但又有互相联系和日益接近；既存在和建立过不同政权，又日益趋向于政治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国家。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国家总是在统一、分裂而又复归于统一的轨道上运行着。每一次新的统一，都有新民族融合于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都有新的土地得到开发和利用，生产力提高、社会进步、民族发展、国家领土不断拓展，最终凝聚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从秦汉的统一到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再到隋唐的统一，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再到宋元明清的统一。多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体。总之，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泱泱大国，其疆域与统一，数千年代代相传，绵延不绝，这样一个宏伟的现象，在世界民族与国家之林中，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我们纵观历史，多少个疆域辽阔、称霸一时的大帝国，像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自称“日不落”的英帝国，最后都衰落了，土崩瓦解了，有的甚至烟消云散了。而中国尽管历经数不清的内乱与外患，却始终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延续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日益团聚，并且已逐渐形成相互认同的中华民族。
在中华文明的变迁发展中，统一性是其鲜明特征。习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总结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特性，为我们传承好发展好中华文明注入了固本培元的思想力量。习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高擎中华文明火炬，走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道路，以赓续传统、面向未来的精气神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其中，“包容性”是最能展现中华文明的世界格局和开放胸怀的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必须做好系统深入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与阐释。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形成的内在特质。以稳定的农业为基础的文化与社会，因其生态和人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面临诸多方面的压力与挑战，更加注重协作、组织、管理，重视和谐、合作、顺应自然，必然形成族群的强烈内聚、凝聚、包容以及稳定与持续的特质。“画九州，启九道”是我国农耕社会面对压力与挑战的应对之术，其结果必然是“九州咸同”、“万邦协和”。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华文明的多元并存和兼收并蓄是骨子里的品质或言文化基因。中华文明自其起源与形成的早期就自带了相合相生的生态理念与和谐包容的人文情怀。
距今6000年前左右，无论是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还是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末期及大汶口文化早期，包括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早期，史前不同区域的社会普遍出现明显的分化，文明化的进程加速。这些文化在形成之后开始向周边传播，同时也在与周边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不断融合与分化。距今5000多年前，我国不同地理单元的区域文化在互相融合方面更加具有同一性，良渚文明中发现有数千里之外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特征的玉器，更与同样是玉器发达宗教色彩浓厚的江淮地区凌家滩文化有着一废一兴的渊源关系。距今4300年前，龙山时代文化间的融合与交流在中心或都邑性遗址中的表现达到一次高峰，甚至形成一波浪潮。晋南陶寺文化中更是同时存在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东北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重要因素。晋陕高原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之间，在陶器、玉器、铜器、乐器、建筑技术等方面存在互动交流，已是不争的事实。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最新发现的石雕图像，对东北地区石雕传统的吸收十分明显，而一些石雕的兽面与人面饰却又与远在江汉平原的后石家河文化多有相似之处。至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汇聚融合四方先进文明因素再次达到一个高峰，二里头礼制文明传播辐射至周边以及更广阔区域。
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与多元的客观存在，使得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与传播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开放、融合、借鉴的文明特质。多元互动是中华文明赋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特质的重要原因。交流互动中的融合，不仅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突出特性，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源动力。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赓续发展传承至今的宝贵精神品质。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以“包容、融合、和善”为核心内涵的包容性。这种突出的包容性随着中华文明持续不断的发展，内涵不断丰富而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
在文献典籍和出土文字资料中，早在尧舜时代就产生了融合包容的理念，初步形成了和合思想。《尚书·尧典》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记述唐尧温和恭谨、亲善九族、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史记·五帝本纪》记述尧功绩言：“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至春秋战国时期，和合的思想与理念进一步传承发展，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精髓。《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认为“和合”是“成天地之大功者”的原因。《荀子·王制》主张“和解调通”，进而“和而不同”，追求多元融合。就精神内涵而言，这一时期的包容性理念开始强调“多元”和“不同”之间的融合与包容。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格局是通过中国各民族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促成并长期保持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文明融为一体的基本途径和方式。同时，横贯东西的古代丝绸之路等给中华文明与其他欧亚文明的交流提供了载体，中华文明不断与其他文明保持相互交流的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我国逐步形成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局面。佛教、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从国外陆续传入。源自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互通有无、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源于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理念，致力于促进不同国家之间交流合作。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于互相借鉴、超越自我，共享一切文明成果，文化互动融合的发展是不断迈向文明的过程。“开放包容、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内涵。就精神实质而言，这不仅仅是“多元”和“不同”之间的融合与包容，更多的是强调包容开放基础上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五千多年文明积淀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是习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思想根源。文明交流互鉴正是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不仅能够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还对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习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既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深刻反思，也是对时代发展诉求的敏锐审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包容性与中华文明其他四个突出的特性互为一体。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是其包容性存在与发展的文化基础。百年中国考古实践，尤其是史前考古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是一个经历了起源、形成以及连续发展的独特文明，有着较为明显的“文明化”过程，虽然存在复杂多样、非单线进化，甚至文明进程的“断裂”，但个别断裂的区域文明并非是彻底的消失，其中一些重要的文明因素多被其他区域文明所吸收、融合、改造，作为文明基因传承下来。用宏观发展的眼光看，中华文明是持续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文明，是世界原生文明中唯一延绵不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只有这种几千年甚至万年连续发展演进的厚重文化，才可能孕育和持续滋养包容开放的博大胸怀和理念格局。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是其包容性内涵不断发展、更新丰富的动力源泉。近年来，中国在探索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与丰硕研究成果，其中以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为代表的众多区域文化就是中华早期文明的“基因组”和“基因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中国区域文化对其他文明因素的吸收融合大多不是简单的复制性效仿，而是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和创新。十分重要的代表性器物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多会创造出新的象征物以凝聚族群，并进一步增益文化的融合和互动。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是其包容性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包括冲突在内的文化交流互动会最终形成一定程度的文化同质与认同，广泛、多样、复杂的文化融合自然会形成内涵丰富、多彩、繁盛的文化大认同。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跨越地理单元甚至跨越文化的共识，而成为一种文明的“中心”。这种文明中心在地理空间的合法性基础上，还会进一步成为意识上的“正统”，并以“文化基因”相传。“相互作用圈”的结果必然是“满天星斗”聚合成具有强大核心的星团星系。
包容性与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处世哲学及其世界交往体系一个原则的两个方面。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蕴含并形成了“协和万邦”、“和而不同”、“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历史底蕴、延续进步的深厚思想，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是中华文化优秀基因的生动体现。包容与和平是当今全球多元文明的共同世界主题和人类共同价值。包容性是脱离对抗和霸权，在和平之上的更多内涵、更高层次、更大范围而构建的发展意识和文明情怀。
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之一，也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理念。中华文明对于和平的追求，既是从文明源头开始的内在精神要求，也是中国伦理和思想的重要准则。和平性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处，也是在历史中不断地具体地展开的。
中国精神历来就有尚“和”的传统，和平性几千年来一直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和”的观念就是一种和平性的原则和理念。从广义来看，它是体现在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这既是指人的心平气和，达到内在的和平；也是社会乃至世界化解冲突和对立，建立一种和平的秩序；同时也是多种价值和观念、多种文化和文明达到一种丰富而和谐、和平的理想状态。这一观念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既是中华文明观念的精华，也是当今世界所需要和寻求的更高准则。当代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在这一观念之中都能得到化解和超越的重要启悟。
和平性是一种智慧的结晶，也是一种理想和感性的追求。《论语》中就有一直流传至今，已经成为人们深刻记忆的名言：“礼之用，和为贵。”“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中国人的重要理念，这是和平性贯穿于中华文明之中的价值支撑。《中庸》中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把“和”的观念上升为天下普遍的基本准则，认为“和”的观念其实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庸》更深刻地阐释了世界上一切事物最终的“和”的观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在成长但并不互相妨害，天下的道理都能发展而并不相互冲突。《易传》也指明：“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类多样而多彩的文明的不同路向，正是对于文明发展的丰富；而不同的观念和思想，也正是通向文明未来的多种思考，最终会对整个人类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这些观念其实也就是一种深刻的和平性，乃是基于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和对人类精神发展规律的认识得到的理念。中华文化关于“和而不流”“和而不同”的理念，就是超越那种用自身观念统摄他人、世界只有唯一绝对理念的刻板观念，让多样而多彩的文明、多样而多彩的世界在差异中获得更多的和谐，在丰富中得到更高的和平。这不是谁吃掉谁、强迫谁服从谁，而是让文明和文化在超越冲突、化解矛盾的同时建立文明交流和对话的基础，让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成为和平的基石，一种更高的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在这之上得到了构建。这一理念运用于人类社会之中，成为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观念，也是人类发展共同准则的重要方面。
“和”的观念，一方面和“仁”的价值紧密结合，“仁者爱人”，对于他人他者的关怀关切，其实正是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通过对他人的关爱关怀来达到一种和平性的理念。“仁”是一种态度，一种主观的取向，实现人类向善向上的基础。这是人的主动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则和“中”的理念相关联，也就是要将“不偏谓之中”的认识贯穿于对于事物的认识。“允执其中”，要求以中道体现人类的公平公正，跨越偏见和极端，寻求深刻地认识事物，让客观认识事物成为生活观念的中心。这是人的客观的对于世界的认识。“仁”的态度，“中”的精神，其实都是追求“和”的前提。从这样的观念上理解中华文化的和平性理念，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中华文化的和平性体现在相互尊重，超越对立冲突的观念之中，“共处”是和平性的前提。中华文明历来有超越对立冲突、化解矛盾的理念，对于倚强凌弱、以大欺小，对于偏激极端、刻板僵化都有深切的批判。中国文化和平性的重要基础，正是一种和平之下的“共处”。共处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对方，就不能用冲突和对立来对待对方，不追求压倒或击垮对方，不把自身的观念绝对化，不把自身的利益绝对化，而是强调对于他人和其他文化、社会和平共处。中国文化中关于“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关于“仇必和而解”的价值以及“礼尚往来”“以礼待人”等实践中体现的原则，就是对人类之间通过“共处”而达致和平的阐释。承认对方的现实存在，和对方在共处中寻求和平，是理解和沟通的基础和前提。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体现在不同文明对话和沟通中寻求更多的相互理解，这可以说是一种“共通”的关系。这就需要认识文化的差异和不同的同时，也认识文化之间的相通和互鉴，在相通中寻求理解，在互鉴中追求共同发展。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然而，有的人总是看不惯别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千方百计想去改造、同化其他的文明，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这是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交往共处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文明的差异其实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前提，这就要在观念层面上承认不同文明各有其自身的光彩，只有在和平性之下的更深的相互理解之中，偏见和误解才会被超越，不同文明的“各美其美”才会最终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国语》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就点明了在观念方面的和，会让人类不断发展进步，而简单地“同”，则会造成停滞。中华文明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是文明交流沟通的基础。世界上不存在唯一的发展模式，不存在唯一的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人类的发展其实是多样的，人类的进步也是多彩的。文明交流互鉴，文化沟通理解，都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华文明的发展，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结果，也是不同文明通过相互对话获得进步的例证。和平性既是“共通”的保障，也是“共通”的目标。正是和平性的存在，才使得文明对话和沟通不断展开，让人类能够不断迈向新的未来。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体现在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和探索之中，这可以说是一种“共创”的努力。“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的重要论述揭示了一个普遍规律——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紧密相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大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的共同创造和贡献，中华文明一直以来所寻求的“天下大同”，不是那种简单的求同，而是通过对“共通”的认知，来达致一种“共创”文明未来的努力。中华文化关于“天下为公”的理念，就是创造和谐的共同体的思想。人类的共同性和“天下一家”的命运共同性，在当下的世界更加凸显其重要性。人类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理解，最终会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人类一同追求和平发展，以命运共同体的方式为世界的未来努力，才会让人类的文明继续向前。
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共处”之道的追求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理念的前提，文明对话与交流的“共通”之道的追求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理念的基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创”之道的追求则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理念的重要目的。和平性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之中，在当今世界的剧烈变化和越来越复杂的挑战之中，和平性的价值会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意义。
